编者按：今天，绿色营收到署名为鄱江通的志愿者来信，就当下正在进行信息公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发表三点质疑。原文如下：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5月9日-20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期。公示以来，主建方充分凭借网络、通讯和媒体等方式，进行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推介会、推送科普文章等等各种行动，一致地向公众传达：中国最大淡水湖的“枯水问题”将要通过一个”生态闸“得到完美解决，江西要干一件千古留名的大好事。

相信很多公众因此成为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粉丝，尤其是江西人民，更多的江西老百姓开始期盼它能早日开工，惠泽自己。

毫无疑问，面对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有人凭借技术，有人依靠政策和法律，有人通过文化教育等等。

显而易见，“鄱阳湖水利枢纽”只是技术方式，“水闸”只是其一，核心还是一座大型水坝，高度依赖人为管理，是一个将历时7年多，耗资160多亿的建设项目。

“鄱阳湖水利枢纽”建成后还会是一直靠消耗大量能源和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才能运行的管理型项目。

主建方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是目前问题的最佳应对方案，尤其在生态保护方面，能“一剑封喉”‘、“一劳永逸”。于是，在公众面前，相关的领导、院士和专家将所有的赞美都集中在了它的“生态效益”上，尤其对候鸟和江豚会更好。

领衔专家王浩院士更是用尽了几乎所有的生态溢美之词，虽然他的本专业是水利工程。

作为关心生态保护的我们，深爱这个国家，热爱鄱阳湖，坚决拥护国家的“长江大保护”政策，不希望长江再遭受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政策赋予我们的职责是做好公众参与的工作，也就是，面对新出现的工程方案，哪怕它是被主建方高调叫好的项目，也要对其发起质疑，不能盲目追随或保持静默，以尊重科学范式的实质。因为，科学以怀疑为根底，是“假说-验证-再假说-再验证等不断往前探索”逻辑的进程。讲究科学的时代，我们更应尊重科学范式的意涵。

现在，让我们回到《报告书》本身。

《报告书》全文的基本思路大致为：全文的核心假设为“三峡工程运行是鄱阳湖枯水情势问题的主因”，由此论证得出结论为“鄱阳湖属于‘工程性缺水’”，在此基础上，再以“比对“方案来论证“无闸”和“建闸”条件下带来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最后得出“建闸方案利大于弊、非建不可”的结论。

基于基本思路的理解，我们发现至少存在三个关键问题值得质疑：

问题一：“三峡工程运行”真的是鄱阳湖枯水情势问题的唯一或最重要的主因吗？

《报告书》认为，“三峡工程运行”是鄱阳湖枯水情势问题唯一需要考虑或最重要的因素，证据来自以2003年长江三峡水库运行前后的水情数据分析（上册P215-216）。

然而其它的研究表明，挖沙、长江流域气候变化以及其他人类活动等对鄱阳湖枯水期的影响都是鄱阳湖枯水期问题的重要因素。

主要的科学证据有两点：

（1）关于挖砂。Lai等（2014）研究认为，密集采砂使得鄱阳湖形成了更宽、更深的入江出流通道，鄱阳湖在低水位下向长江的泄水能力已增加到大规模采砂前的1.5-2倍，这使得湖泊排水迅速，达到了比其他情况下更低的水位。《报告书》自己也认为，湖区采砂对入江水道不同范围内的容积影响有较大的差别，占比约从33%—73%不等（上册P 214页）。叶许春等（2022）认为，近年来的湖区大规模采砂活动引起鄱阳湖湖盆地形的变化，而研究表明，相对于 1980—1999 年，湖盆地形变化已成为 2003—2014 年鄱阳湖水位降低的主导因素，其影响还呈现出持续的增加趋势。

（2）关于长江流域气候变化以及其他人类活动。叶许春等（2022）同时发现，在某些年份里（如 2006 年、2011 年）长江流域气候变化及其他人类活动也可成为湖泊水位降低的主导因素。吴常雪等（2021）研究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对鄱阳湖枯水期水体面积变化的贡献率为87.48%，是鄱阳湖枯水期水体面积显著减少的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以“内外因“分类来看，“三峡工程“只是其中一个”外部主因“而已。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外因作用并不大于内因。或至少在“‘三峡工程运行‘是不是鄱阳湖枯水情势问题的唯一或最重要的主因”这个科学问题上，科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报告书》立论的科学性明显不足。


问题二：鄱阳湖枯水情势真的不可逆转了吗？

《报告书》预测分析认为，未来鄱阳湖枯水情势将进一步加剧（下册P92）。

然而其它研究表明：

（1）周建军等（2019）研究发现，鄱阳湖基本自然特征没有改变。

（2）姜家虎(2021)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地区的洪水周期是19年左右，丰枯是有周期的，这是自然规律，不必大惊小怪。

（3）2021年的事实反证：2021年开始的枯水期已于2022年2月22日提前约50天结束了（见图1）。

图1 鄱阳湖2022年枯水期提前结束新闻网页截图

（4）我们进一步对江西省公开发布的2010-2020年的《江西省水资源公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江西省2010、2012、2015、2020年是丰水年，而且丰水年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2）。

图2 江西省平均年降水量（2010-2020）统计表（mm）

上述的其它证据表明，鄱阳湖枯水情势不一定是不可逆转的势态。由此，《报告书》是否需要重新选择更合理的数据范围、更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模型重新评价这一核心的科学问题呢？


问题三：”鄱阳湖水利枢纽”对于生态影响来说真的“利大于弊”？

《报告书》认为，总体上，”鄱阳湖水利枢纽”可为越冬候鸟、鱼类、江豚等野生动物栖息地质量的提升，乃至生态系统健康的维持提供重要的保障……对雁类及灰鹤、长江江豚（以下简称“江豚”）、都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江豚的迁徙行为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影响可接受，项目建设可行（P604-605页）。

我们发现，上述对于栖息地质量的提升的证据主要基于”鄱阳湖水利枢纽”运行在平水年和枯水年的影响，但在丰水年，该工程将导致小天鹅、鸭类、鸻鹬类等代表性冬候鸟，以及鸿雁（世界最大鸿雁越冬地）、东方白鹳（占全球总数的80%）、白鹤（占全球总数的90%以上）和青头潜鸭等珍稀濒危鸟类的适宜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有所减少，进而产生不利影响（下册P309页-313页）。

但根据近十一年来江西省出现的丰水年频次和上升趋势，《报告书》中描述的“生态好处”可能是误判，因此，”鄱阳湖水利枢纽”对于生态环境来说不一定“利大于弊”。

江豚是当之无愧的鄱阳湖生态保护有效性的最重要指标，是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特有，目前种群极度濒危。

有关于江豚影响的研究认为：

（1）Li等（2021）研究发现，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运行将减少湖泊淹没区的江豚栖息地比例，并将对栖息地和扶幼区的连续性产生负面影响，更将阻断鄱阳湖和长江之间唯一的自然迁徙通道。

（2）Huang等（2017）认为，江豚的野外生存时间可能只有37-49年，需要从流域范围的角度采取行动，包括恢复江豚在长江主航道及其附属湖泊之间的自由移动。可见，”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江豚的影响或许是“弊大于利”。

显而易见，“鄱湖枢纽”对江豚在江湖间的自由迁徙具有明显阻碍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书》并未对江豚能否过闸拿出可信的依据，却意欲通过人工辅助的方式帮助江豚种群实现”江湖迁徙“（下册P456页）。这明显具有半人工化的”圈（迁）迁地保护“的特征。

实际上，鄱阳湖的江豚种群现在非常健康，在十年禁渔等保护措施之下，种群还会进一步发展、扩散，与长江干流的交流还会增加，因此，一个好端端的江豚种群不应被“囚禁”、被分割。

由此可见，该工程对于生态的影响来说更可能是“弊大于利“。事实上，该工程的环评公示一路走来，有很多的学者和专业的环保组织曾经在公开媒体、科普平台或自媒体上明确地表达了“弊大于利”的观点（雷光春，2016；WWF，2016；陈家宽等，2017；姜加虎，2017）。

除了上述3个关键问题的疑问，我们还发现了《报告书》存在的几个不足：


如，《报告书》缺少对气候影响方面的评价。

目前“双碳“背景下，气候变化是我国面临的最迫切的生态环境主题之一。

”鄱阳湖水利枢纽”运行后将对区域气候变化造成怎样的影响？建设期长达7年多，期间将带来多少的碳排放？运行期高能耗投入又将为2030年就要实现的“碳达峰”带来多大的阻力？航运、供水等相关辐射性建设项目等，又将会给“碳中和”带来多大的阻力？等等。

如，《报告书》缺少对候鸟“国际“尺度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

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越冬候鸟数量超过60万只。鄱阳湖也是中国第一批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七块湿地之一。工程将对国际候鸟的栖息地产生影响，理论上需要将评价的地理单元边界扩展到“国际”尺度，并对国际社会进行相关交代（雷光春，2016）。

如，《报告书》所依据的研究专题资料显得过时。

根据《报告书》所依据的有时间标识的26份文件和报告中（上册P8-10页），2017年后的只有9份，且只有两份涉及生态方面（鱼道布置优化的研究和银鱼产卵场的规划），对大家最关心的江豚能否过60米的大孔闸的科学研究专题仍然缺乏。

生态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来自2013年以前的，6个主要的生态专题研究则完成于2010年，距今已经过去12年了。

Zhang等（2014）研究认为，通过水利工程改变湖泊和长江之间的流态，可能会带来水质和水生生态系统健康方面的其他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进一步研究。

也有学者警示，水利工程是长江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祸首（谢平，2017）。

因此，坚持不懈地、小心谨慎地、全面系统地对项目展开评价，是”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在要求，这样可以避免“生态形式主义”的发生。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鄱闸坝”的生态影响表示关切：


（1）转发或留言补充您的疑问。


（2）请根据您赞同的几点，了解和关切具体的进展。


（3）直接将您意见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直接发送到公众参与的邮箱：Poyanghu_EIA2@jxsl.gov.cn


或于工作日09：00-17：30打相关电话直接疑问：建设单位孙工（0791-88825453）；环评单位王工（010-68781882）。

短短几天的公众参与不是让我们提交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让环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起到源头预防的作用。而预防能否有效发挥，则是我们当下参与的行动决定的。


感语1：

现实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如下典型的让人深感“生态忧患”的情境（如图3）：

图3 赣江支流梅江上的永宁水利枢纽，下游水位极低，露出大量河床

感语2：

科学上没有达成共识，几个主要因素需要被同等程度地评价。评价的结果或许更倾向于“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其它方案，而非一种“工程性缺水”的方案。如拆除影响大的闸坝、停建不应该建的闸坝等其它”工程性“方案。或改善挖沙问题的”政策性“、“管理性”方案？等等，这些都是同等尺度影响力的方案。


感语3：

纵观中国的古代历史，似乎只有李冰父子主建的都江堰可作水利工程的范例，它符合水之性、河之道，符合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习俗，它更没有深刻地改变人与天地、动植物于天地形成的长久的共生关系。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统计，截至2020年4月，我国已经建造了2.3万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坝高15 m以上），占全球总数的40.6%，数量居世界之最。

参考资料：
[1] 陈家宽, 赖锡军, 蒋勇,等. 鄱阳湖水利枢纽?"为"生态还是"伪"生态?亦或开发与保护之争?[J]. 中国周刊, 2017(1):6.
[2] 姜加虎. 鄱阳湖筑坝建闸中的争论[J]. 人与生物圈, 2017(6):1.
[3] 吴常雪, 田碧青, 高鹏, 等. 近 40 年鄱阳湖枯水期水体面积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J]. 水土保持学报, 2021, 35(3): 177-184,189.
[4] 谢平.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利工程是祸首, 酷渔乱捕是帮凶[J]. 湖泊科学, 2017, 29(6): 1279-1299.
[5] 叶许春, 吴娟, 李相虎. 鄱阳湖水位变化的复合驱动机制[J]. 地理科学, 2022, 42(2): 35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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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hang Q, Ye X, Werner A D,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enhanced recessions in Poyang Lake: comparison of Yangtze River and local catchment impacts[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4, 517: 425-434.
[12] 湿地专家雷光春谈鄱阳湖建闸：将影响越冬水鸟，须在国际通报. 澎湃新闻, 2016-12-13
[13] 也为“一湖清水”，请选择无坝（闸）替代方案.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11-29
[14] 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上下册）

来源：鄱江通